引言

曼谷港口成了暹罗对外贸易的中心，国家的海上大门。年巴勒格瓦关于曼谷写道：“很难找到另外一个这样的港口，那么广阔，防卫得安全可靠，能够容纳成千上万的船舶。”沿河两岸连绵不断的干船坞，那里制造船舶。这儿又有外国商人的海外商站和属于国王、国家最大官员和商人的仓库，在这些仓库里贮存着锡、象牙、胡椒、糖和其他出口商品。

暹罗贸易中心

外来制造品由当地贵族消费，一部分在国内发卖。到达曼谷的有数以百计的来自东方和欧洲国家的商帆船和其他船只；这些船舶运来各种商品，以交换暹罗农产品、手工业产品和工艺品。暹罗同东南亚其他国家以及远东国家的对外贸易额稳步上升，对外贸易对某些生产部门所发生的作用，越来越显著。

暹罗政府所规定的封建垄断制度，以及它的关税政策，阻碍了欧洲商人同暹罗的贸易。然而世界贸易和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也要冲击到暹罗。这一因素的影响，在十九世纪中叶的暹罗已相当意味深长地被感觉到了。

暹罗的城市发展

由于分工的增进和贸易的发展，退罗剩市的性质有了重要的改变。它从封建代表人物大本营转变为自由手工业劳动和自由劳动力的中心。正是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过程在城市里活纸起来，从而发生资本积累。城市成为那些同封建主义对立的社会经济成分集中的中心。

十九世纪上半期的特点是国家中部地区以及陆路商道城市的发展。国王拉玛三世时期，有21个农村获得了城市地位。

城市中心的居民因城关商业手工业区的发展而增加。在城市居住的有各种专业的手工业者：铁匠、铜匠、金银匠、陶工、木刻工、漆器制造匠、藤柳编织工、烧炭工、染色工、裁缝、木匠、细木工、榨油工等等。四郊商业手工业开始决定许多城市一黑曼谷、清迈、呵叻、乌汶、庄他武里、洛坤乃至更小的城市的面貌。

十九世纪中叶在暹罗呆过的欧洲人指出，曼谷城墙的长度总共六公里。城市的主要部分被沿运河和河岸的城墙占了很多地方。他们写到城市众多的居民“每天在增加”。他们主要是手工业者和商人。最热闹的是首都的西部，湄南河对岸的吞武里，这儿住着许多乘船来到暹罗的中国手工业者和商人。曼谷的商业和手工业区享有某种自治权：行政管理职能由特别选出的人担任。

曼谷周围形成了数以十计的市镇，市镇居民主要从事制造手工业品、工艺品和做买卖。巴勒格瓦在他的书中说到这些市镇中最大的一些市镇名字。这就是有四千人口的通格耶和有六千人口的班普拉索伊（两个市镇居民专门从事捕鱼业和做鱼生意），以及萨姆谷（也有六千人口，制砖业的中心）。其他类似的市镇也是有名的。

手工业者卡一织工、陶工、漆制品工匠一的居民点在清迈城郊增加了。武中人口很多，住满暹罗人、柬埔寨人、中国人的商业手工业市镇，占据了呵叻城的东郊。这里丝织手工业规模是可观的。有五家制糖作坊。

居民从事买卖兴隆的手工业（盐土加工）和商婚动，是乌议城这一同名的东部省中心的特点。这些城市和市镇居民的大部分，部分地或者全部地脱离了农业，靠手工业、工艺品制造业、贸易和各种偶然机会挣到的工资为生。

每一行业的手工业者在城市里有各自的居住区。在曼谷，例如，市场的起点分布着铁匠作坊，跟着是木刻和象牙雕刻工作坊，然后是一连串银钱兑换商、首饰匠和珠宝商，往下去也没有任何过道隔开，开头是鱼市场，跟着就是屠宰场。

市场每天进行交易活动。它位于城市的南部，每天人群聚集到这儿。曼谷的商业活动，一方面反映了国内市场形成的过程，另一方面反映了同世界市场发生联系。城市是港口，正如莫奥所描述的，是“世界上最美的和最大的港口之一”，他写道，曼谷“并不亚于甚至象纽约那么驰名的港口”。

吸引周围农村地区商品的地方市场，在呵叻、清迈、洛坤、庄他武里以及其他城市进行活动。却克里王朝的政策有利于城市的发展。如果说本地农民和依附封建主的手工业者对封建阶级是有劳役义务的，那么最大城市的居民就不列人劳役义务名册。这就使得城市人口增加。十九世纪上半期，城市人口的增加，与其说是由于暹罗的移民和商人，不如说由于进入暹罗国内的中国移民。

比如说，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曼谷四十万居民里有二十万中国人，十二万暹罗人，一万二千越南人，一万高棉人。在暹罗其他城市，中国居民也常常在数量上超过暹罗人。有些城市住的全是中国人一一商人和手工业者。巴勒格瓦访问过诺巴布里以北这样的一个小城市，那里有酿造米酒和槟榔酒的作坊。中国人在洛坤、吉打、丁加奴、吉兰丹也占城市人口的很大部分。次于曼谷的暹罗王国最大城市，包括当时附庸国家的城市在内，是琅勃拉邦（八万人口）、清迈（六万）、洛坤（一万二千）、呵叻（七千）。

暹罗城市人口按社会成分分为几类。最高的类是封建主和最大商人，他们往往有高级爵位。前人们在城里占有特定的街区。描写退罗城市的质洲人，总是评论华人居住的最富裕的街区的生活，那里的房屋是砖砌的。城市劳动者的基本队在是手工业者。有些城市以自己的手工业工匠而闻名。

例如，洛坤有名的是金器制造业工匠：他们制造乌金叶镶嵌银瓶。清迈手工业者制造一种别致的器皿。呵叻以铜匠和丝织品织工闻名。在马来半岛、普吉岛、庄他武里省，城里住有许多手工开采锡矿和宝石的淘金工。在暹罗的南部城市－糖业生产地区的中心—手工业居民在制糖作坊里做工（北柳、班普拉索伊和其他城市）。砖瓦制造业中心上面已经提到。暹罗湾沿岸许多城市，居民从事渔业。此外有许多小城市，居民不仅从事手工业或手工艺，而且从事农业。家畜和家禽在街上慢吞吞地走来走去。果园和菜园包括在周围圈起栅栏的城市范围之内。

到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仍然是由于中国移民，邏罗城市里大大增加了当雇工的贫民阶层。暹罗产生了雇佣工人阶级，开始形成了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变成商品这一过程，带来了城市贫民的尖锐斗争。

正如史料所告诉我们的，住在城市的当地中国贫民的起义次数是很多的。比如说，三十年代就曾在班普拉索伊城发生中国贫民起义。起义是由华侨同乡会策划的。起义者占领了他们在那里做工的作坊。由于食物缺乏，他们迫不得已放弃班普拉索伊，乘船逃到海上。但那里饥饿也在继续压逼起义者，他们的基本队伍也就被迫投降。被俘的起义者给带上镣铐，要一辈子服苦役。只有那些逃到柬埔寨的才得救了。年，北柳爆发了制糖作坊工人起义。这次起义的原因是国家规定垄断收购暹罗制糖业地区的糖。起义者逮住了省督，并把他处死。到这儿起义事实上也就告终了：起义者四散奔逃，躲避追捕。

也是那个时候，起义者在那坤猜西省占领了，也杀掉了省督。派米镇压起义的军队很长而对付不了他们。只有摆开了大象，来对付被他围在城内的起义者，当局才把这次起义镇压下去。城门被攻破了，对起义者实行逐个地歼灭；官军不放过任何一个妇女、儿童和老人。

这些运动的主要目的是改善劳动条件。但是，正如材料证明，起义者不仅仅反对企业主。他们的行动也针对着政权的代表：他们杀掉当地的官吏封建主。

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

王国财政预算的变化可以当作这个时期暹罗货币经济发展的间接标志。实物收入和货币收入由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的五百万铢增加到年的一千四百万铢。研究拉玛三世王朝时期的美国历史学家维拉在他的著作中指出：“不可能对货币收入部分作出可靠的估计，但有一点是确实的，拉玛三世政府货币收入部分要多于拉玛二世政府。”货币收入部分的增加，是由于拉玛三世时期规定距离首都最近各省田赋缴纳货币：不是每菜两箩稻谷，而是缴纳八分之三铢。

政府宁愿接受赎免国家劳役的货币赎金。这一点还在拉玛二世朝代已开始露出苗头，但在拉玛三世时期特别表现出来。

不属于国王垄断的商品，首先是糖的出口收入增加了（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达二十五万铢）。

值得注意的是，国库的稻田赋税收入在年到年期间由二百二十九万五千铢减少到二百万铢，果园和种植园税收同期由五十二万铢增加到五百五十万铢。

封建阶级对货币需要的增长，引起拉玛二世统治时期包税制度的扩大。发交承包征收的有酒类产销税、赌场和店铺税。拉玛三世时期包税制特别整行：包税代替了许多税的直接征收，也验代替了国王的垄断。英国大使鲍林于写道：“主管税收机关的官更颂戴·翁·诺密切失心包税制度。产品的产、销、运全部仰仗各种税此承包人的恩典。包税人或者缴纳一定款额。。。。。势国王的国库，或者交给他们赖以获得专利权的高级官员。”

包税制度给商业高利贷资本开辟了剥削人民群众的广泛机会。巴勒格瓦在他的日记里写道：“很难想象，由于国王给予包税人的那种无限权力，包税对于穷人来说，造成了多少滥用职权、压迫和不幸事件”。这样一来，国债和税收系统便成为商人高利贷者积累货币资本的重要来源之一。

一些最富有的商人高利贷者家族显得特别突出。在国家首都，同最显赫的封建阶级代表的邸平排的，出现了大商人的石砌私邸。美国传教土报道说：“在曼谷，有一些为“十大家族”（商人。－作者）居住的房屋；它们是用石块和砖建筑的，那时中产阶级住的是木屋。”

派往暹罗的英国使团团鲍林，曾于年写到一个拥有大量财产的中国商人。这个商人承包了鸦片贸易，并且还承包了九十种税。单是承包米酒产销税就给了他一年四十万铢的莫大利润。鸦片贸易的专利权带来了四十万铢收入，赌场税的承包也给了他那么多。这些材料能够间接证明，大量财富集中到大商人包税者手中。确实估计他们的财产未必可能，因为商人总是隐瞒自己的收入。

商业高利贷资本的最大代表，允许加入统治阶级的行列。巴斯梯安写道：“一般说来，政府的政策旨在给予每一个特别有钱有势的中国人以贵族头衔，，使他眷念暹罗国家和暹罗的利益。”鲍林提到的那个承包了九十种税的中国包税人，年得到封建爵位。

贸易业务的扩大，包税制度的实行，促进了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和货币职能的扩大。

同简单商品流通的客观规律打通了一条路，从而迫使封建政府重视市场价格。实物的土地赋税改为征收货币时，考虑到大米的平均市场价格。银币和铜币继续充当货币。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以前却克里王朝最初几个国王执政时期，国继续铸造各种重量的弹形金币。但是这种金币的数量是不大的。它们由国王分发给高级官吏，作为对他们职务的奖励。这种金币并不参加王国的商业交换。银币（铢和外币）在同对外贸易有联系的大城市通行工地方市场上的商品交换则使用铜币和由苏拉特以及孟买大量进口的货贝。老挝各小邦和苏丹国通行自己的钱币。

货币在许多地区要末稀少，要末根本不作为普遍等价物来参加商业交换。据巴勒格瓦证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在暹罗北部，甚至在清迈，货币是稀罕的东西。多数地区，贸易主要是以物易物。特别在边远的省，最通行的交换手段是盐，其次是大米、棉花；当作交换手段通行的还有锡块、搪磁器皿、玻璃。

地方市场以及在曼谷，同一种商品价格不同，也是这个时期的特点。商业资本正是在这种差价上得到巨大利润。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发展了。然而货币还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变成价值的尺度。国内市场还没有在地方市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

资本主义关系的萌芽

手工业协作和最初的私人工场手工业作坊在同对外市场有联系的地区（首先是曼谷、国家中部地区、马来半岛），十九世纪上半期开始在手工业中形成了新的生产关系。本地商业资本过渡到商品生产，从而使生产本身隶属于商业资本。这种企业中的劳动按资本主义原则组织：企业主使用不受超经济强制的自由雇佣工人。在市场上也购买一部分用来进行商品生产的原料。

最初的工场手工业类型的企业，设备是非常简陋的，只有受雇的工人有重大的技巧，才可能得到良好的结果。私人手工工场在许多部门（冶金、熬糖、锡矿开采、造船以及其他部门）开始发展起来。冶金业的工场手工业作坊制造熬糖用的大铁锅。暹罗铁锅有良好的声誉，向其他国家出口。欧美人士众口同声地赞扬暹罗生铁铸件的优良品质。在塔森城，有五百到六百人昼夜从事原矿熔炼的工作。

管制糖企业也属于商业资本圈子里的私人企业主，这个行业的生产以出口为方针。截至十九世纪中叶，，暹罗的这种企业计有好几十家。单是在北柳省就有二十家。在那坤猜西省，巴勒格瓦算了一下，有三十个熬糖作坊，每一个作坊有二百一三百工人。

我们可以在巴勒格瓦的著作里找到对这种糖业中的一个作坊的描述：品“这是一个圆形的板棚，里面有两条水牛朝相反方面转动两只压榨甘蔗的大铁木圆筒；甘蔗汁流入石槽。石槽后面，安了一座好象塔一样的砖砌大炉子。炉子上部有三根老粗的铁梁，铁梁上架着由一座砖壁围绕着的三口大铁锅。在这些锅里熬甘蔗汁；甘蔗汁熬得够浓的时候，就倒进安在地上的圆椎形生铁模子。第二天撇出糖液；经过提炼，便制出雪白的砂糖。糖泡送到酿酒作坊。”曼谷出现了工场手工业的碾米作坊。

在马来半岛和普吉岛，在向当地封建主租用的有锡矿的地段上，就当时来说大的企业主或者淘金工人劳动组合，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起就已经开始以较高的技术水平来组织生产。利用水的急流把原矿从岩层中冲洗出来。用上冲水车带动木制链式抽水机，把水引上小山坡。由于缺水，工作主要在雨天进行，这时轮子昼夜不停地把水送到矿地。工人们用镐头把水流冲洗过的岩层－石块和碎石—从山岩上面往下抛。原矿聚积到洗矿木箱或花岗石砌成的深井里。

类似这样的工作组织，要求把几十个，有时上百的雇佣矿工联合起来，这也只有拥有大量资本的企业主才能办得到。

大企业主租用的马来半岛和普吉岛蕴藏锡矿地段上的这种生产组织，是这个时期暹罗劳动协作化的鲜明例子。这种协作制的特点是不同种类雇佣工人之间的分工。所有上述企业中劳动报酬是按日计算的。

私人工场手工业作坊的发展，经常碰到人手不足这样的障碍。城市的人口，曼谷除外，增加得很慢，无法保证工场手工业雇佣劳动的需要。访问过暹罗的欧洲人一致指出，曼谷劳动力非常昂贵，不可能在暹罗人里面找到雇佣工人。

这时期暹罗雇佣劳动市场的形成，与其说由于对暹罗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剥夺（国内封建关系的统治和奴隶制残余是阻碍这种剥夺的），还不如说由于中国移民。来自中国的极大多数移民是被商业高利贷资本弄到已经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工场手工业作坊的不断雇用，引起日益增多的中国移民涌入暹罗。中国移民的劳动被利用于造船和冶金生产、制糖作坊和采矿工业。由于中国移民，本地人口迅速增加，生产发展起来，例如开采锡矿的最主要地区半－普吉岛和马来半岛的特兰、塔夸帕、拉廊、辛果腊诸省。比如说，普吉岛人口，由年的五千人增加到五十年代的四万人。拉廊居民点由一个不大的村庄变成一个有锡矿熔炼工场、码头、仓库的人口众多的采矿业中心。

欧洲人指出：“中国人移民暹罗的条件是很有利的。他们负担严格确定的、为数不多的课税。他们免服兵役，而本地居民抽去从事国家劳役，他们就成为国内自由劳动市场的一种垄断者。”

国家、国王和最大封建主的协作化企业

在属于封建国家的协作化手工业生产的企业中，也有了资本主义关系发展的萌芽。这些企业在封建强制的基础上把有技巧的手工业者集合起来。但包工头是自由雇佣的工匠。这些企业广泛应用中国移民的雇佣劳动。

特别是国王所有的大造船所，就属于这种企业之列。罗伯茨写到他在曼谷参观了几所国王的船坞，看到整棵柚木被砍成老大船身的各个部分。克劳福德在日记里指出，每年有6-8艘商船队的大船下水。这些船舶是在这样一些船坞里造成的，那里的“工作由一位主要的中国木匠领导。工人通常是暹罗人。”年，暹罗造出了第一艘多桅帆商船。按照它的样式，立刻又着手造了几艘。这样复杂的工作，无疑的，要求干这种工作的人要有高度的技巧，而且只有在造船所的分工远为进展的情况下才能成功。熟悉西方的造船技术，推动了暹罗造船业的发展：曾经买了几艘欧洲船，给暹罗造船工匠做样品。

在庄他武里城，十九世纪上半期创立了一些国内最大的国王船坞，在这些船坞里开始建造军舰。布雷德利提到观暹罗的一艘“军用两桅帆船”：“这艘船排水量七百一八百吨。设计制造这艘军船的人认为，船造得非常好。这是按欧洲样式造的第四只船；所有这些船都供军用。”官办的大工场手工业是兵器制造厂。暹罗手工业者铸造各种口径的大炮。年暹罗军队在马来邦北大年缴获一门十英尺长大炮。国王拉玛一世下令兵器制造匠铸造一门这样的大炮，同缴获的战利品配成一对。

这个命令执行了；暹罗铸造的大炮和缴获的大炮，现在摆设在曼谷国防部大楼的正面。然而暹罗的兵器制造毕竟大为落后于欧洲。铸造质量低劣，影响到炮的性能。炮手发炮的危险比敌人受到的危险更大。克劳福德关于暹罗人写道：“在制造破坏性大炮上，他们极其笨拙。”

在马来半岛未经开采的含锡土地（这些土地的所有主是当地统治者－罗阁）的开发工作中，以及罗阁自己经营的锡矿开采活动中，资本主义关系的成分也在发生作用。

因为不用花费很大劳动和资本而最容易开采的马来半岛沿岸地区冲积层锡矿，已经耗竭，需要在半岛的内陆地区进行锡矿开采。为此就必须进行一些预备工作：开辟通往锡矿开采点的道路，挖凿吃水井，清除大片丛林，把配水线建筑到洗矿地点。史密斯写道：“在使用大象、清除场地林木和筑路方面的预备费用是很大的。只有省督才能胜任这些工作，而付出最少的费用。”

罗阁利用克伦人清理土地，他们比较易于适应半岛内陆地区劳动的自然条件。筑路和打井由本地农民服劳役，也开始使用中国移民的劳动。在特兰省、拉廊省，在普吉岛，修筑了良好的道路。罗阇将清除过林木的含锡土地出租。承租人要末是有钱的中国商人，要末是那些建立了上面已经提到的私人工场手工业类型作坊的矿工联合组织。罗阁取得锡矿的一部分作为租金。

余下原矿或者由罗阁按很低价格收购（向矿工劳动组合），或者由承租人自行销售（中国商人）。可是罗阁也有自己担任生产组织者的，他们雇用按日计酬的华人进行工作。然而除掉矿坑劳动之外，还要责成后者清除土地，并把这些土地平整成稻田。只有在这之后，雇佣工人才得到罗阁规定的工资。

罗阁也利用打零工的农民劳动，开采锡矿。后者在田间工作结束、雨季开始时洗锡矿。他们得到罗阁发给的为数不多的预付款和洗锡矿用的必要工具。锡矿在规模不大的锡矿熔炼所里熔炼。到十九世纪中叶，锡矿熔炼技术上有了一些改进，从而有可能在耗费较少资本的情况下得到优质的锡。

没有人工鼓风的马来炉被鼓风炉排挤掉。这种炉消耗的煤少，锡的生产费用也就比马来炉便宜得多。五个工人轮班侍候鼓风炉。这样的熔炼所出现于所有最大的锡矿开采地区普吉岛和马来半岛诸城市。锡矿熔炼炉的所有主是罗阁。一部分锡由罗阁作为贡品送往曼谷，一部分在对外市场上销售（新加坡、中国）。锡的收购者在这种贸易中担任中介人。他们也就越来越经常地参加到生产中来（给矿工预付款，成为锡矿熔炼所的所有者）。

结语

这样一来，除旧有传统的生产组织形式之外，在暹罗产生了新的生产关系。这一过程受到各种封建规定、首先是土地和矿藏的封建所有制的阻碍。